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动向。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自主性”。（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注：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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