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论者往往没有将研究主体作适度界定。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主义运动与革命、战争等不作区别，对内与对外混为一体；所谓“资产阶级”，不分商人与“知识分子”甚或“党人”。论者笔下主要关注的所谓“*”其实主要以“*作为”为核心，诸如商人的*参与、*意识的觉悟甚至所谓“自由主义”等等，因此他们笔下的“商人”失去了商人的本来面貌，而成为了“泛*化”的“虚拟对象”，但是这却根本不是民初中国商人的主要形象。由于此种严重偏狭，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民初商人对*的真实反应。 

　　总之，史家对民初商人与*的关系虽然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研究视角、理论架构与概念界定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许多描述既未能摆脱*化的思维框架，忽略了商人自身的根本诉求，因此无法对民初商人的行为有一个合理连贯的解释。 

　　二、概念的厘清 

　　近世中国社会无疑处于急剧变迁之中。经由内部因素的嬗变及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机制均有巨大的改变。此种变化，无论是文化象征、行为准则、价值体系的层面，还是*制度、经济结构等层面，均有广泛的表现，这即是笔者所谓的“变革社会”。把“商人与*”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来作考察，能使我们注意到种种变化因素的作用，而避免静止孤立的分析。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涵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但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于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尤其是“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知识分子、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等均包括其中，而这些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