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发表了多篇著述。（注：李达嘉：《商人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注：达嘉：《商人与*》，第285～287页。）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余氏认为：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以“商人与*”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展开的。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者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上有所作为吗？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吗？ 

　　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唯一中心。然而，欲通过对*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动向，笔者认为难度极大。*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观念与行为，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而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即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要判断商人的*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其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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