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同上书，第31页。）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注：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运动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者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经济及文化区位，（注：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总体中的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丁萍萍主编：《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发生的背景。）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但是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 

　　选择“江浙商人”为讨论主体，则是因为：1、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注：《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一册，宗青图书公司印行，1932年9月，序，第1页。）江浙民众在心理上亦承认此种联系。这可由历史上以及海外至今尤存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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