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开辟的海运航路进行的:从刘家港出发,由崇明州附近进入海洋,一直向东驶入黑水洋,然后利用黑潮暖流的支流顺水北航,直到京师[56]。
明清时期的海运,无论是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不能与元代比拟。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进一步沟通了南北联系,为以后的南北海上贸易奠定了基础。
(2)、本区与其他海洋世界的贸易活动
明清时期,虽然受海禁、倭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本区与其他海洋区域乃至国外海洋世界的贸易联系从未中断。
与国内外其他海洋区域的贸易往来,明代的例子就已不少。如胶州沿海商民和江淮一带的商民,“胶州之民以腌腊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腊米豆”[57],曾任山东巡抚的梁梦龙这样描述山东沿海商民和江淮贸易之盛:“二十多年前傍海湟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土人、岛人以及淮人做鱼虾、贩苓豆、贸易纸布者众,其道遂通”[58]。
明代本区和国外也有贸易关系,如,洪武二十五年五月,金原雨等三十三人和以金允源为首的十六人,分别乘海船到明朝青州等处做买卖。[59]又如,朝鲜历史王朝时期的汉字读本《老乞大》和《朴事通》分别记有两个朝鲜商人通过海路到明代山东经商的事实。[60]
清代是本区和海内外海洋区域贸易联系最密切的时期。在国内,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贸易往来已经形成了几条主要航线:江南一一山东;江南一一天津一一关东;福建一一山东;福建一一天津;福建一一关东。[61]仅仅以福建和天津之间的贸易交往为例,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十年(1732年),仅福建到天津的商船即达143只[62]。在与国外的贸易交往中,从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这短短的8年间,从山东航行到日本长崎的商船就达12艘[63]。
明清时期是本区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传统渔盐经济的长足发展,再加上海运互济和海上贸易等海上活动频仍,本区的海洋开发到明清时期日益融为一体,区域内部的传统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得以强化,环渤海区域的地位得以提升。
注释:
①国内外与中国海洋史相关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研究重点总在海外交通史(包括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外贸易史)和航海史等一些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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