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广东的发展则与四川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四川是在米谷生产优势发挥的同时（这是根据反映一定期间供需状况的市场信息来决定的，并非追求产量的“最大”才是发挥优势），发展了其他一些作物种植和形成几个并列的优势生产。就四川整体而言，米粮这一生活必需品是不缺乏的（当然有许多农民不种粮和有些州县粮产不足），[183] 但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却已几乎完全放弃米粮生产这一原有优势，而以其他优势生产取代。毫无疑问，四川与广东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若把它们随意地附会为“副业”型和“专业化”型，或以“半自给自足”与“完全货币经济”来区分，却是不合适的。前者尤与四川的情况不符，而勿宁说是较为接近发展中地区的状况。这些，也使我们对于理论的应用问题，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提起更大的关切。

广东之所以会出现农业结构的这种转变，应从较大的地域范围和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加以了解。大约由宋代以来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主要农产品稻米即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以致各自的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在这种供需状况之下，要想谋求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稻米的新的销路，从而使生产扩大；一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否则，作为当时主要销地的闽、浙等地的需求若不再扩大，这些省份以米粮为主的经济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需求制约生产”的典型例证，也是千百年来的经济现实。但在实际历史之中，谁能实现转化和如何实现转化，确也决非易事。不错，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其他省份，在粮食主产作物之外，并非没有其他也能获利的作物可以生产，实际上各省多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了这种经营，不过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前述的“副业”型。它们多也没有珠江三角洲那样的地区优势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其结果是中南四省中只有广东做到了这点，但也由此使这些省份所处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都已与前大为不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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