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处于上述选择的某一端点之上，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但从近几百年的史实来看，显然是越来越向后一点靠拢了。清代，中国耕地虽有相当的拓展（如西南、东北、台湾等地的开发），土地利用水平也颇有提高，但所有这些措施的相乘结果，并不能与经济的增长相抵。要想全面地解释清代的经济成长，必须看到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即是各省区间的经济交流和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代所取得的一个最大成就，其意义丝毫不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之下。

这样看来，棉花的传布不仅为中国经济增加了重大的有长远价值的生产项目，改善了人民的衣用状况，它还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使得不同的省份得以发展各自的优势生产：一方面适宜棉作的地区挟其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获得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那些粮食生产的优势省份，则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的优势，并把其产品运销到那些缺粮省份，以与那些地方的棉花和其他产品互相交换。正是在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省区的大宗粮食贸易，其意义实非一般。这与过去从政府财政需要的单向调拨不同，是建立在并非政府征发而是社会自行安排的双向贸易的基础上的。它所形成的显然是一种较一般消费者剩余所带来的对贸易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更为有利的交流局面。

数百年来棉作向适宜地区的转移，使得昔日曾在各省推行的棉作，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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