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所有高发展地区人口都较为稠密，其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等生产，亦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205] 广东钦州“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乾隆以后，“人力既集，百利俱兴；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甘蔗”；[206] 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故曰“庶而易富”，[207] “生齿繁则庶功兴”。[208] 因此，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使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追求单位面积产出和收益的道路。在几千年历史里，亩产量不断有所提高，亩均收益逐渐有所增加，结合着耕地的渐次开垦，从而使国民收入总值在长时期中续有增长，一直葆有旺盛不衰的活力。
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时期。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大量的快速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地区转移和“规模经济”，便也没有地区间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清代人口的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
与惯见的中等发展阶段相比，高发展阶段显示出意义重大的突破和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是经济的商品性发展。另一方面，鉴于清代进入高发展阶段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地区（它们的发展也不够充分），可以看到，清代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便不可能舍弃这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当然不排除其他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因为已有的成例，已为之画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前景。这也许正表现了它特有的跨时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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