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在将近一千万亩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棉花几乎全被用来纺纱织布，其最后收入形式，基本上是棉纺织业即传统工业所得，这种局面的开创，至少就规模而言，在全国还属绝无仅有。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将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工业部分和农业部分做一区分，可以发现，每匹棉布中的纺织所得（布价扣除花价）与棉花价格之比是：明末，２．３∶１；康熙初，３∶１；康熙二十年代，３∶１；１８世纪后叶，１．９∶１。总起来说，前者一般为后者的２～３倍。
在江南棉区以外的稻作区域，其人口密度与棉作区大致相同，稻作的收益也与棉作相差无多，在与棉作区大致相等的总收入中，也有一大半为棉纺织（如无锡及苏、常二府多数州县）、丝织（如苏州府）、麻织（如太仓、苏州等）以及酿酒、窑作、织席、五金、土木、造船、造纸、刻书等传统工业所构成。
明末徐光启说：“（松江等地）不过百里而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全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210] 已对这样现象作出指陈。至清代更为发展，成为“工作之丛萃”、“商贾之会归。”[211] 这是江南与其他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民所经营的不仅有农业，还有传统工业，而且后者早已不是什么“农村副业”，而是正业和主业；这样的农民，也可以说正是兼营农业的工人。这使长江三角洲成为清代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任何一省区所不能及。[212] 清代的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度很高的人口，但所依据的主要仍是农业经营；而长江三角洲虽然土地的利用水平有所不及，却主要是依靠传统工业，并由此达致了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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