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义和团进入北京是由慈禧及顽固派一手导演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数万名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就义和团运动本身来说，“扶清”是义和团进入北京的*基础，“灭洋”的斗争目标，在表面上与顽固派暂时趋于一致，则是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看不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联合压榨中国人民的反动实质，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完全割裂开来，不但不去触动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反而错误地把清政府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对立物而积极加以扶持，结果上当受骗，被顽固派招抚利用。义和团进入北京，既是义和团运动趋于高潮的标志，又是义和团运动走向失败的起点。
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由剿到抚的政策，绝不意味前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它只不过反映了慈禧及顽固派反革命剿抚两手策略的交替和变换。为了对义和团进一步控制和利用，顽固派从各个方面“备极牢笼之术，隐寓钳制之方”，使它成为地主阶级的武装。
首先，清政府抓对义和团的领导权。
领导权是一个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领导权被谁掌握决定着该组织的性质。义和团组织涣散，既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又没有一致的步调，顽固派乘虚而入，对义和团紧紧地加以控制。宣战的那一天（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命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及刚毅三人，办理义和团事宜。六月二十三日，对领导班子又予以调整加强，由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英年、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为翼长，管辖指挥义和团。
其次，清政府从组织上对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
为了进一步使义和团成为清政府御用的工具，顽固派在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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