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与辅国公载澜二人竟成了义和团的大头目，“王公邱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清政府军队“满汉为营卒中皆大半”，“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义和团处于高潮时期，统治阶级中包括王公大臣、官僚豪绅、富商大贾，乃至流氓恶棍，纷纷摇身一变表示拥护义和团的主张，甚至自立义和团旗，冒充义和团，企图躲避义和团对他们的打击。由此可见，义和团进入北京后，统治阶级控制了领导权，农民阶级被严重地腐蚀，义和团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不自觉地成为顽固派手中的工具。
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被纳入了顽固派阴谋的轨道
义和团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农民阶级本身落后保守的消极面，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强烈地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灭洋”是义和团的战斗口号。在北京，“灭洋”的口号与山东义和团相比，明显的特点就是其盲目排外性大大增强，这完全是由于顽固派影响的结果。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肆意怂恿煽动着义和团的排外情绪，不分青红皂白滥杀一切外国人。同时对那些信奉耶稣教的教民也大肆杀戮。对于教民，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教民出身“类皆贫苦至极”，他们入教有着不同的原因，有的不堪忍受人间地狱的苦难，幻想脱离凡尘而入教，也有的为了“逃刑罪”，“避捐输”等等，由此看来，他们入教与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是分不开的。教民又目无朝廷法纪，在公堂上立而不跪，甚至“面斥长官”，“指责本朝”，所以在顽固派看来，“教民即叛民也”，如果教民“日裹日盛，而渐成浸天之势”，后患不可设想。不可否认，教民中也确有一部分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卖命的，但大部分对耶稣教“非中心悦而诚服之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0——81页。>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并不以教民为重，真消息绝不使之知也”。在西什库教堂被围时，中国教民每天只分到二两粮食，妇女小孩很多病死或饿死。在使馆区，十八岁以上的男子都被迫去做苦工、挖战壕、筑工事，稍有不顺，即遭鞭笞，甚至枪杀。他们的处境还是值得同情的。为了发泄对“叛民”的仇恨，庄亲王载勋“派员率领团民，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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