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每天到庄王府挂号的义和团络绎不绝，挂了号的，称为“官团”，用端王所赐的龙凤旗，上面写着“奉旨义和团”。初到北京的义和团，都要先到庄王府挂号报到，“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8页。>据估计约有十万人挂了号，直至北京失陷的前一周，仍有义和团到北京挂号。可见挂号的不是一部分，而是绝大多数，几乎是全部。顽固派采用“私团官练”的方法，使得义和团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机器的附属品。
挂了号的义和团，每人每日可以取得团费一千六百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91页。>“月赐太仓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50页。>“倾公帑赡养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过去在生活上“自备资斧”的情况，已经改变，在经济上不再处于独立地位，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供给。顽固派通过发放给养，把义和团控制在自己手中，束缚着他们的行动。
最后，从纪律上加以约束。
北京是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十余万名义和团驻扎在北京。对清政府确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不久，顽固派就“严定条规，引之就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2页。>后来刊发的《义和团团规》成为指导义和团行动的准则。团规规定：“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等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2——3页。>它对义和团的行动进一步加以限制，义和团完全得听从顽固派的调遣，不得有丝毫越轨行为。它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起着破坏反帝爱国斗争的反动作用。
义和团被顽固派招抚以后，由于组织上的合法化，使得义和团的成份日益复杂，表面上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顽固派的头子慈禧也打扮成义和团的虔诚信徒，每天“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端王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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