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义和团案卷》一书，收录了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期间山东巡抚衙门所汇抄的文件。从这批来往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出，新任巡抚袁世凯极为重视士绅的作用，希望各地能“赶紧筹办团练，以辅兵力之不足。”（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609页。 ）山东各地的士绅亦普遍与官府保持一致，积极配合官府的清剿。其主要任务为： 

　　（一）及时报告本地突发事件，为清军之耳目。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 日）嘉祥县给山东巡抚衙门的禀报中称：“据西南乡顾家庄武举甘来聘等投报，初十日夜，有匪徒曾二条、张留所等纠领数十人分持枪械，突赴该庄滋扰”，“十二日早，迭据北乡王家桥、东北乡凤凰山各团长分派捷足飞报，该庄各聚土匪百余人，……请速往剿办”（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25页。）。 又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 日）金乡县禀：“团长韩怀锦等迎来禀称，伊庄有城武刀匪二、三十人，正在尖饭，意图抢掠教民”，“田口庄庄长李慕袒令派出壮役回县驰报，伊庄亦有刀匪聚会一百余人”（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19页。）。 准确及时的情报，极大地便利了清军的清剿行动。 

　　（二）组织地方团练，与义和团直接对抗，成为清军一支重要的辅助军事力量。当时许多地方官员的禀报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拳民“向该庄肆索。该团长贾锦城……整齐团众与匪相击”；“东乡团长于继文……闻有土匪数十人各持洋枪刀械，……现集团众赶往拿捕”（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24页。）。 

　　（三）“劝禁”乡里，以和平说服手段瓦解义和拳会。这种劝禁以士绅平素在乡威望和官府权威为恃，是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软硬兼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山东巡抚衙门曾批复禹城县禀：“该县首事贡生李茂先，前据吴统带青纯禀保，已核给奖札矣。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邪术拳会，解散胁从，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以昭激劝。”（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52页。） 

　　对于各地士绅的情报支持、武装配合及“和平演变”的作用，素谙乡村社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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