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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与山东士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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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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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地区如水银泻地般地迅速发展。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众多士绅民众为之“如醉如狂”。以至“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注：《义和团》（第1册），第 91页。），“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皂，几乎无人不团”（注：《义和团》（第1册），第306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山东，运动的声势却一落千丈。此中差别的重要原因，应该归结为山东地方官府态度的突然逆转。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济南，立即颁发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同时严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举办团练，协同防剿义和团。其属下的武卫右军则迅速分赴山东各地进剿“拳匪”。在其批阅山东各地官员的奏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就地（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14及301页。）等。禹城县地方官曾因惩办义和团不力，遭其严厉斥责：“当场拿获要犯，不能明正其罪，反虑匪徒聚众报复，庸懦寡识，一味因循宽纵，焉用彼州县为也。应将该令记大过一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70页。）即使在1900年夏间， 清中央政府公开支持义和团运动以对抗列强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袁仍以种种手段阳奉阴违之，声称“现在津沽洋兵麋集，拳民均赴前敌努力拒敌，何至窜入内地滋事，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累地方”，并要求地方官员仍“照土匪例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不得稍涉宽纵，至酿巨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64页。 ）当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兵锋所逼下仓皇“西狩”，并将一切“罪责”归之于义和团身上时，袁世凯更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地官员“奉旨严行剿办义和拳匪，务尽根株。”（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15页。 ）这与以前的山东巡抚衙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可忽视的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推行他的强硬政策，是因为其手中掌握有两大法宝：一是其掌握的西式训练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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