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三变数：山东地方官府的态度和政策，及其对士绅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封建官僚社会中，官府的公共权力权威，历来是影响士绅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由于西方教会凭借条约制度，通过清中央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加上维护正常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山东地方官府对义和团运动也采取了许多制约及镇压措施，以图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主政官员们手中兵力不足，加上他们对洋教势力抱有同样的不满态度，因此在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就显得犹豫而不够强硬。例如时任茌平知县的豫咸在民教纠纷中就公开支持过义和拳民，一些口述史料回忆道：“张官屯唱戏是神拳罚天主教的钱叫他们唱的”（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44页。）， “神拳在张官屯组织唱了四天戏，豫官还去看戏贺神拳呢！那时候神拳正兴，各庄教去，豫官还给神拳开了赏”（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 143页。）。当时的平原县令蒋楷则有意招抚义和团为民团而不是强行镇压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6—7 页。 ）山东巡抚毓贤（1899年3月至12月在任）亦曾向总理衙门奏报： “该地拳民为数甚多，当地官员恐激起事端，不敢贸然行事”（注：毓贤致总理衙门，第90号，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日（1899年7月9日），“山东巡抚档案”。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239页。）。在这一阶段， 与山东地方官府的态度相契合的是，山东士绅总体而言是支持、参与甚至在一些地区主导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即使是心存不满者也大多默认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义和团运动特别是鲁西北的神拳以自发的形式迅速地在广大乡村传播开来，与此时的官与绅的态度不无关系。 

　　从1900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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