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大批的人们向他们蜂拥而去，以取得各种形式的‘帮助’，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比新教教士更多的‘权能’。”（注：莫约翰济宁来函，1898年5月12日，“长老会”微缩胶卷，第214盘。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53页。 ）众多的中国教民冲着这能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或庇护的“权能”而投身教会，并由此脱离了传统士绅的控制范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后半叶，乡村士民舆论对诸如洋教“干涉词讼”、包庇教民等现象深恶痛绝之。民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成为当时令清官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外来势力的渗透而造成的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实质上的错层和断裂。从乡村*权力运作角度而言，洋教势力已严重侵犯到了传统士绅的独占地位。另外，洋教势力设立教堂、学校，举办慈善赈济等活动，也严重侵犯了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垄断权。为了与日益膨胀的洋教势力争夺乡村的控制权力，地主士绅之乐于支持义和团的激烈反洋教运动，也就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了。
从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洋教势力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传统中国进行双重渗透的急先锋。洋教势力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异己文明，无疑是传统社会的天敌。在反抗西方殖民势力和排斥近代文明渗透的阵线上，传统士绅与义和团运动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其反抗就带上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现代化的双重性质。
三、一种新兴“魅力型”神权权威（charisma）的迅速兴起及其对士绅的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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