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普遍，加之地处山东、江苏、河南三省的边界地区，盗匪活动很容易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盗匪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筑有坚固的围墙，就足以证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造成了这一带村庄内部的高度凝聚力。依靠土地经济财势和宗族家族权威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众多豪绅和族长严密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一地区的大刀会最初就是作为一个防范盗匪的乡村自保组织出现的。许多大刀会的活动和组织都是以宗族、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并作为一种维护宗族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出现。当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天主教不断向乡村进行渗透和挑战时，这些武装组织的矛头就由防匪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反教。鲁西南一个庞氏宗族，因与教民家族刘家争夺土地而参加了江苏大刀会的活动。在族长被官府抓捕后，为求庇护便全体加入了当地的耶稣会。其行为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以宗族家族利益为转移的特征。
义和团时期的神拳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鲁西北平原。这个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天灾频繁。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尽管高于鲁西南，但由于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乡村士绅的控制力亦不如前者严密。仅有的商业贸易繁荣区即运河沿岸城市也是现代化进程（蒸汽船的使用导致传统河运业的衰落）和自然因素（运河的逐渐淤塞；黄河的改道，以及它对农业灌溉系统长期以来的负面影响）的牺牲品，加上19世纪几次大的农民起义期间的战争破坏，这些都使这一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在不断的瓦解之中，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对于村外因素非常敏感。由于上述因素，使这里兴起的神拳成为义和团运动最典型的代表（注：周锡瑞先生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而这一仪式最为典型的代表是鲁西北的“神拳”。这一观点亦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立论前提。见《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页。）， 其“降神附体”的仪式赋予了神拳运动以组织上的极端松散性、自发性和平等主义的倾向。这里的士绅无力将席卷而来的自发性神拳运动纳入自己的控制轨道之中，而是被强大的运动浪潮裹卷而行。其心态和行为体现得最为矛盾，在各种因素交替影响下，还往往出现大的逆转。
由以上的区域分析可以发现，士绅势力强大地区的义和团，如鲁西南的大刀会，济宁地区的红拳等组织，从活动状况到组织系统基本上受到地方士绅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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