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的巨大浪潮面前，即使是持保守态度的士绅们也必须掂量掂量。于是，像“本地绅士张、吴两姓，均系城内巨族，罔明大义，恐不免暗合拳匪，以为自保身家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2页。）之类的事情，在当时山东地方官员的奏报中屡有提及。还有许多山东士绅更是积极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而另一方面，士绅们在强大清军的支持下，又曾组织民团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这些矛盾不一的行为及其后深层次的历史蕴涵，令人玩味。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多重心态和行为从反面体现了义和团运动对士绅的多重影响。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第373页。）“率由豪猾充任”则不可信， 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倒确是实情。当时一些山东地方官员亦抱怨道：“民不随其教，则曰民人［入］教矣。官或拂其为，则曰官向教矣。甚至挟制府县，烧毁公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67页。）。 在其后不久出现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之《拳匪侮辱大员记》一节还记载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畿重地的鼎盛时期，北京的义和团甚至发展到公然藐视和冲击一些昔日高高在上的中央官员。（注：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第134页。 ）神权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从乡村崛起，成为一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 

　　按照德国学者韦伯的社会学分析概念，笔者把这种突然兴起的神权权威纳入一种“魅力型”权威（charisma）的范畴中。韦伯论述道：“……在心理的、生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的危难之时的‘天然’领导者，既不是被任命的官职人员，也不是在今天意义上的作为专业知识来学习的和为了报酬而从事的某一种职业的持有者，而是特殊的、被设想为超自然的（在并非人人都能企及的意义上）身体和精神的天赋的体现者。”（注：［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445页。）在庚子前后的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危难”之时，众多的义和团师兄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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