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许多曾是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底层的人们，在这一时期借助“降神附体”的仪式取得了在正常传统社会秩序下不可企及的神权权威后，必将对昔日村内的天然领袖乡绅的世俗权威构成潜在的和事实上的挑战。日本学者小林一美也曾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些神被作为主神得以丛生。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意味着封建意识形态已丧失威力，地主、乡绅、地方官的封建束缚已被打破。”（注：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第607页。） 

　　由此，义和团运动创造了一种新兴的民间神权权威模式，在主要矛头对准西洋势力之渗透的同时，又给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于士绅而言，他们传统世俗权威在遭受以洋教为主的外来势力长久冲击之后，又遭到了来自传统社会内部新的潜在威胁。对乡村权威资源的垄断欲望必然使部分士绅对这种新兴的神权“魅力型”权威产生排斥心理。 

　　附带指出的是，义和拳民的这种神权“魅力型”权威，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没有足够厚实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作支撑，只是传统异端神道在特定历史环境刺激下的昙花一现。韦伯曾经论述道：“与其本质相适应，魅力型权威的存在是特别不稳定的：……因为纯粹的魅力只知道由自己的、总是经受新的考验的力量而产生的‘合法性’，尚不知道有其他的‘合法性’。……只有在生活中通过考验他的力量，才能获得和保持他的权威。”（注：［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8页。）很显然， 依赖神道仙佛、吞符念咒的这种“魅力型”权威经不住热兵器时代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因而也就无法“保持他的权威”。其“魅力”的光环在近代化的枪炮声中迅速消褪。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士绅前后行为之所以截然相反，这可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士绅而言，义和团运动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以之来对抗和攻击气势嚣张的洋教及西方势力，却也有被其僭越和取代的威胁。由此，义和团运动对士绅的双重的影响，造成了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双重矛盾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种强有力的第三势力加入这一矛盾天平中，就会极大地左右士绅的心态和行为，导致其急速滑向天平的某一端，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庚子年前后，这一重要的历史变数就是下面将要提到的山东地方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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