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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能守则有清节堂赡之,子孙能读则有各义塾教诲之,病则有医药,饥则有热粥,寒则有棉衣,皆可仰望取给于各善堂也。”[94]此言虽戏,足见上海慈善事业的兴盛程度。而台湾学者梁其姿更从实证的角度表明,在善会善堂的数量方面,江浙两省在整个清代都占有对别处极为明显的优势[95]。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江南绅商在上海使用传统善会的名义来组织救援行动,显然是个颇为自然的举动,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其为何在活动中大量运用传统的慈善话语。不过,善会善堂的救助范围毕竟有限,梁其姿的研究就清楚地表明,自嘉庆以降,江南善会善堂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为小社区服务的[96]。即使清后期存在着以“江南育婴圈”为代表的慈善系统[97],其最终指向也是江南地方内部,并不足以支持跨越地方边界的社会救济行动。而江南绅商在此时得以远远跨越地方边界,深入到另外一个地方空间开展救济活动,是因为江南地区这时已大体形成了一种跨地域救荒的实践机制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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