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念被平民化了，凡公共领域皆有*，甚至家庭和私人领域也事关权力的运用。由于*和权力内容的扩大，以往被遗忘的民众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有了*意义，并由此进入史册。（注：刘军：《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展望》，《光明日报》2001年1月23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事件作为传统*史的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转而向社会底层和日常生活敞开，这也进一步促使事件在史学研究中的位置发生转变。
就义和团运动这样已经被充分甚至“过度”研究的事件而言，在没有更多资料被发掘出来的情况下，研究中的每一个新进展都必定伴随着研究视域在某种程度上的敞开，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作为“事件史”研究对象的事件概念的偏离。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部力作，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注：该书由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都表明了这一点。周锡瑞称自己所做的是关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试图“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与中国学者以往的研究别无二致。但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从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义和团的仪式以及孕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背景，这就在考察视角和思维方法上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义和团运动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存在，而且作为探究历史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个*点支撑着整个研究。柯文的著作具有更强烈的理论震撼力，针对以往的义和团研究，他提出既要关注历史对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味（“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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