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盲目性毋庸讳言,但其民族的爱憎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从上边述及的,听到西什库教堂被焚的传闻,“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忻”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有力证明。不过,即使这种情况,也不是建立在弄清事实和充分理智基础上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欢忻”与“迷乱”交杂,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扰乱。处在当时情境之中,即使像仲芳氏辈这样的似乎保持起码“理智”者流,其实也难免陷入被惊扰的状态之中。仲芳氏在庚子年七月中旬时,就坦言,“自肇乱以来,瞬已两月,予每日食则未尝按时,寝则未尝着枕”[1](P29),这固然不是全因神秘传闻所致,但与之密切相关自不待言。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自扰”、“他扰”与“扰他”是连带的,具有很大的在非理智状态下相互“暗示”、“感染”和“模仿”的盲动性。它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心理因素,但总体看来更是社会心理机制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有的《社会心理学》著述中针对“大型开放人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