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还通过对一些地区乡土寺庙和宗教活动来分析考察中国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在这个结构基础上产生的义和团的某些特征。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天津县一个县的寺庙名称和分布情况，用几张详细的图表表明了天津县寺观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寺观和坛口的关系。认为，由于村落坛口集中到以几个大寺庙为基地的总坛，这样的结构使天津义和团的组织形态和斗争力量与山东、北京不同，而具有进行大规模战斗的能力。有的学者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北京郊区一个乡土道观的宗教活动和内外关系（这个道观的主持人是房山县的一个团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纽带而组合成了重叠式的结构，如果出现了有力量的人，就会出现以他为中心的集团。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不仅要研究上层文化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乡土社会生活的变动以及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生活变动的体验。这种研究既要分区进行，又要在分区考察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

　　有的代表在讨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提出，义和团运动是历史时代和乡土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华北地区的民俗信仰，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意识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一种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就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民俗信仰，是乡里民众的认识、情感、动机、理想等心理过程自发积累而成的精神力量。它借助于神学的语言和形式，曲折地体现了乡里民众的现实愿望和人格特征。作为一个民族多数社会成员的信仰取向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粘着力和悠久的传承性，在乡里社会形成了复盖面极其辽阔的文化层，民俗信仰既是正统宗教和“异端”宗教所共同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又成为两者之间更替和转换的中间环节。一方面，民俗信仰对社会上层的各有界定的儒释道三家观念加以溶化和淡化，形成为实用性、包溶性、弥漫性的多神崇拜，即普通老百姓的三教合一的信仰意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信仰状态和心态，自发地对民间教门和其他乡里信仰集团的形成起了传承作用。当某个人或某种社会势力，按照特定的需要将多神主义程式化，迷信习俗制度化，并且把受到这种信仰和习惯支配的无组织群体集结在一起时，民间的各种信仰集团（如民间教门、香火集团等等）就随之而形成了。义和团是源多流杂的反侵略斗争群体，从总体上看，各地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