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人产，或因小忿殴毙平民，种种行为，几难尽述”。（李东源：《传教论》。）“稍不如意，诉之主教……函告抚帅及洋务局，雷厉风行，羽檄交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365页。）严加究办。不仅人民受害，地方官绅亦为之侧目，莫可奈何。直为“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35页。）传教士的恶劣行径早就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恨，“百姓始而抱怨，继而成恨，终且为仇。”（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27页。）早在60年代就出现了“仇教灭洋”斗争。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惨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到19世纪末，传教士的势力急剧膨胀，它象一股祸水迅速渗入农村内地，因此，斗争更形尖锐。当时的山东72州县，就有教堂1100余处，教士教徒8万余。江苏11州府厅70余县除6县尚未建堂外，其余各县均建教堂多所，总计709座。（《教务教案档》第七辑。）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年第二期，第83页。）的景象，加上当时巨野教案发生后，德英等帝国主义先后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威海卫。接着圈地、筑路、枪杀中国人民等暴行相继发生，其他帝国主义亦纷纷效尤，形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仇家恨，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因此，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竞相加入义和团，“父兄莫可栓束，妻子不能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7页。）义和团的“灭洋”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对于当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掀起反帝斗争高潮，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瓜分阴谋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北方广大农村，虽然“民教相仇”斗争激烈，“以致人心积忿不平”（《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5页），但这种斗争还处在自发零星分散的状态。“灭洋”口号的提出，起了点火作用，“大旗一树，四方云集”，“传单一出，千人立聚”，（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32页。）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短短几个月，义和团运动就在北方各省掀起了风暴。“灭洋”既是纲领，也是他们的目标，又是最有权威的精神领导。对于组织群众，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跟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直接进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很多义和团群众在“灭洋”口号的鼓舞下，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使得帝国主义分子亦不得不为之惊叹恐惧。联军败将西摩尔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将全军复没。”
群众性“灭洋”暴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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