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他们当然不会认识到“灭洋”和“反帝”存在着差别，需要区别对待。在他们看来，凡是带“洋”字的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都是祸害中国的祸根。“洋人比那虎狼狠，吃人肉来喝人血。”（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记》）“洋毛子，大坏蛋，明着来传教，暗地把人骗”（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3页。），他们甚至对电报电话也不可理解，认为是洋鬼子的“妖术”。连“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洋教堂止住天”（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5页。），也使他们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杀尽传教士，赶走一切洋人，毁弃一切“洋事物”，就会“复我大清”，天下太平。当时全国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一处不是以“灭洋仇教”为内容的。这表明：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极其肤浅的表面的感知阶段。反映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阶级的认识水平。
一个口号，等于一面旗帜，它对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把运动打击的目标，从“帝国主义”扩展到一切洋人，一切和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一切来自外洋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日用商品，先进科学技术等等。这就扩大了打击面，使得“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完全被纷纭复杂的具体事物所淹没、所代替了。纵观整个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义和团之“洋”的含义既是极广阔的、又是十分模糊的。没有重点和一般，没有区别和分析。把一切不合“传统”的，外来的都视之为“洋”，几乎是想反什么，就反什么，甚至连剪短发的学生也可能划在犯禁打击之列。这样无形中就把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放过了，而让琐碎的打击破坏活动分散了整个运动的注意力，削弱了运动反帝斗争的锋芒。而且，这样的行动人人可行，不需要建立任何严格的军事组织，不需要有高度统一的指挥，这是造成义和团始终没有能形成一股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的直接现实原因，也是义和团在打击帝国主义势力过程中没有能真正发挥它应有作用的症结所在。
其次，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并未能真正地给帝国主义势力造成实质性的“沉重打击”，相反在“灭洋”活动中所鼓动起来的“灭洋”热情，还导致了义和团的盲目蛮干。使大批纯朴无知的青壮年“团”员作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愚昧盲目的惨重牺牲。
从现有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帝国主义传教士和洋人或者帝国主义武装力量还处在零星分散，没有准备或人力对比单薄时，“灭洋”口号显得很有威力。义和团在“灭洋”的热情的鼓动下，以人多势众，不怕牺牲人海战术以及封建迷信蒙蔽下的“刀枪不入”表现了自己的“优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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