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无法认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他们出于义忿对待帝国主义采取“杀尽”“逐回”的笼统排外主义态度，虽然有其正义的一面，但是不可能打中帝国主义要害，并且一再使运动陷入歧途，如毁坏铁道、洋货及与“教民”的过分对立。（宣战后清廷曾谕令：教民如果自新反教可以不杀，则表现对这种作法的纠正。）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当时一个义和团的敌人，从警告封建顽固派的角度出发所写的奏报，也看出了笼统排外主义的严重后果。

　　他说：“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又说：“且太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剃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其使臣也。”（袁昶奏稿，《义和团》丛刊（四），一六四，一六六页。）

　　（二）义和团看不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人民要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阶级基础封建地主阶级不可。可是，义和团分辨不清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即清朝政府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具体的“灭洋仇教”的斗争中，清朝官吏总是“袒教抑民”或出兵镇压，他们被迫“抗官拒捕”，甚而杀害清军将领，但他们并未从此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帮凶，“灭洋”必须首先反清。义和团在总的方面认为“大清”还是好的，只是一些官吏卖国。他们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又，锦文斋刻子铺：《刘伯温伏碑记》为“奈有匪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篇首插图。）所以，他们从一八九九年在山东斗争开始，直到一九○○年进入直隶以致进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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