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矛盾是很多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看主要就是资本家、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外部的矛盾主要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当时居住在分散闭塞的农村的中国农民，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是无法认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这种认识除了受着见闻狭窄等主观原因的限制以外，也由于客观上这些来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直接间接服务的人，他们来中国却也干尽了坏事。给中国人民的印象是恶劣的，以致人民无法区分他们之中的好与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们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国的战争》）基于以上原因，他们看不出各列强政府与各国人民的区别、来华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侵略者与少数的正直经商的人的区别、手持洋枪屠杀中国人民的外国军队与一般的从事外交或其他项和平工作的人的区别。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也看不出、分不清哪个国家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哪个国家是次要的敌人。由于对以上各种矛盾关系看得模糊一片，因此在斗争政策上，也分不出一个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认为所有洋人都是坏的，因此提出了一个笼统排外主义口号叫做“灭洋”。义和团在一个揭帖里说：“只因四十余年（指从一八六○年北京条约以来，外人可以任意到中国内地传教、游历。）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他们把“灭洋”作为自己的中心战斗目标。

　　在笼统排外主义的“灭洋”斗争目标下，义和团不仅对直接欺压在自己头上的外国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焚毁洋教堂、杀死洋教士，而且进入北京后在封建顽固派的诱煽下（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是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和端王载漪所统下的虎神营干的。）又展开了包围外国使馆的斗争。他们不仅对在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斗争，对非基督教的佛教国家日本也不加区分。不仅对国外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系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基督教徒即所谓“教民”的斗争问题。

　　义和团最痛恨的就是加入天主教、耶稣教的中国教徒，即所谓奉教者，也称“教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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