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具体经过怎样呢？平民李长水等起初由于不堪教民欺压，但不敢轻率动武，只能被迫到平原县清政府去“呈控”，希冀求得法律保护。可是，“家道小康”的教民李金榜，来个恶人先告状，也到平原县去“呈控”。即所谓“互相呈控”。这时，平原封建官府“不能持平”，惟怕得罪教民，对冈子李庄民教两造纠纷，根本不问原告被告是非曲直，一律责罚平民，右袒教民（据一个义和团员回忆说：“要打官司，不管什么事，只要‘教民’说他是奉教的，就算完事，官就不问人家了，却一股劲的问咱们，到底还是咱们没理，官偏向的就是‘教民’。”张安民《义和团员访问记》，《北师大学报》，1963．3。）。蒋楷即派捕役陈得和带兵到冈子李庄去镇压。陈得和对人民大打出手，乘机“讹诈多端，民恨切齿；随又拿获良民六人。该署县蒋楷不讯明白，任听蠹役横行滥押在县，以致百姓不服。斯时良民及拳会虽属人多势众，不过四五百人，欲往县城求恩保释。”（《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五页。）但陈得和怕人民至县城揭破他在冈子李庄“讹诈”真相，便与教民勾结，“妄报村民谋变。该署县蒋楷拟亲往查办，甫出衙署，该役恐暴露获咎，绐称乡民数千前来攻城，已离城不远。该县漫不加察，急遽而回，飞禀东抚，请兵弹压。该抚（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与营官袁某（即袁世凯之兄世敦，一说为其弟）带兵前往。乡民闻知府到境，冀冤抑得伸，相约二三十人出村迎接，该营官遥见村外有人，即令开枪轰击，并肆行虏掠，以致民教积怨更深，相持未下。”（《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三页。）可见封建官府媚外惧洋，草菅人命的残酷情况。

　　原来在平原县派勇“下乡弹压”时，李长水就逃跑在外，在冈子李庄形势越演越坏的情况下，他被迫“往延”素所钦佩的山东义和团领袖朱红灯。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义和团领袖当时在山东颇负盛名，他们在“高唐、茌平、长清等州县，鸠党二三百人”。但在这之前，并未“滋事”。这时在李长水相邀下，朱于十月九日来到冈子李庄。蒋楷闻讯率勇往捕。朱红灯被迫率众“成列逆拒”。但是并不想“反”，只求蒋楷“放前获六人”。由于山东清朝当局不愿考虑“民教曲直”，而又派袁世敦大兵压境。这时，朱红灯才被迫设伏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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