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方面，六月中旬以后，义和团也从天津府属和河间府属各州县陆续涌入天津府城。（马士说义和团在六月十三日进入北京、十四日冲入天津，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按义和团来自附近各州县，距京或府城远近不一，既无统一组织，事先又无约会，其进入京、津的数额，达几万或十几万人，不可能在一天内划一而入。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二一八—二一九页。）据直隶总督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这些团民大概在六月十七日帝国主义海军进攻大沽口前就已到了天津，由于十七日大沽口事件，所谓“外患猝来”，裕禄便将这些人“从权招抚”。（《义和团档案史料》，一五八页。）这些义和团“除本津所有数百人不计外”，则是“从青（州）、静（海）、沧（州）、盐（山）、南（皮）、庆（云）各州县，及他处各乡邑来者。”（刘盂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义和团》丛刊（二）二○页。）著名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所率领的静海独流镇的五千团民来得稍晚一些，路程稍远的还有文安、霸州韩以礼、王德成所率领的团民。这些义和团，“因非出自一处，来亦各不相同”。

　　从北京、天津义和团的组成来看，义和团是来自人民，可以说是被装束起来手持刀械或并刀械而不用的农民。除装束以外，他们与人民简直不易区分。所谓“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丛刊（四），二三九页。）义和团在斗争时与人民一道，以致无法区分谁是团谁是民。如五月二十七日夜，义和团和人民一道在高家庄（离高碑店十八里）毁铁路，清军“远望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义和团），两道百姓亦夹住铁道观看”，准备前往镇压，但是分不清团和民，正在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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