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义和团继起直隶后，慈禧太后主剿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是她在一九○○年六月六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上谕里第一次明确称义和团为“国家赤子”(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18页。)。当时客观上对慈禧太后的这种转变是有反映的，例如在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打交道的盛宣怀致荣禄一封密函中称：“各国皆以五月初十日谕旨主抚不主剿，指为袒护拳民实据，乃动各国之兵，必思所以泄愤，故初十后之情形与前大不相同。”(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下简称“盛档”）：《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慈禧太后之所以由主剿变为主抚，是否因为直隶义和团镇压不了呢？显然不是。一九○○年六月三日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称：

　　“查各电所报，似拳民尚无精械，不难荡平，而难在立定主见。”

　　六月四日盛宣怀致直隶提督聂士成电中说：

　　“麾下若由长辛节节前进……，只须痛击一、二股，便可了结。”

　　聂士成完全赞同盛宣怀的看法，也想这么干，然而就是得不到慈禧太后的批准。慈禧太后斥责聂士成说：“倘因此（烧杀）激成变故，惟该提督是问。”(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69页。)聂士成只得在回复盛宣怀的电报中说：“只求九重及枢府俯察机宜，迅赐酌夺，以免燎原”(盛档：《盛宣怀致荣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于是在北京附近出现了“许多车站被破坏，……中国军队却毫无动静”(《英驻华公使窦讷乐致英外交大臣密件（一九○○年六月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1页。)的状况。

　　俄国使臣格尔思也与盛宣怀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六月五日致慈禧太后的一封公函中称：“本使臣深知皇太后、大皇帝如肯降一果决之谕，在下认真遵奉，足可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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