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以及外部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义和团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和团基于旧式农民的认识,没有先进阶级思想的武装,在反帝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狭隘排外思想。例如,他们对洋人的痛恨,只是凭自己的直观感受,而不是从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理性认识产生的,对洋人不能作具体分析,凡对抓到的洋人,不分“老幼男女皆杀之”(罗□□:《庚子国变记》,《清季野史》29页。)。对洋物也是这样,只是简单地把“洋”物与中国对立起来看,凡看到洋人造的或帮助造的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物,皆欲一律毁之。甚至对那些保管和收藏洋物者,即使是洋书、洋袜、洋伞、眼镜等物,也一律“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89页。)。当时驻英公使罗丰禄之弟罗熙禄,自河南赴津省亲,因带有洋书两箱,途遇团众搜出,将其缚在树上,“过者辄斫”,其仆上前辩解,“亦为所杀”(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89页。)。义和团这种狭隘排外同慈禧太后的仇洋,虽然有本质区别,但表面上却有一致的地方。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慈禧太后的迷惑。
第二、义和团的迷信思想也非常突出。例如他们迷信神权,“其脑中本洞然无物,仅有一种小说流入其脑而据之,故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唤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顿时确信以为实”。(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翦书Ⅳ180页。)义和拳时称神拳,义和团时称神团,“其在坛中,以敬神为主,晨起入坛,须向神叩首,演习须向神叩首,出巡须向神叩首,归坛须向神叮首。一饮一食,皆须向神叩首,晚亦如之”(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70。)。他们深信神至“能禁枪炮令不燃,又能指画空中,则火起,刀槊不能伤”。(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Ⅰ12页。)义和团如此蒙昧,怎能识破慈禧太后招抚他们的真实用意呢?
外部特定的历史环境主要反映在以下两点:
第一、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特别是北方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的结果:是“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发生的。传教士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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