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实际作用到底如何？笔者认为：

　　1、在五月廿四日“东南互保”商订前后，由于北京对外的消息完全断绝(参见■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5174页。)，李鸿章依赖其灵敏的情报网以及多年养成的*嗅觉，首先作出不奉“甘五矫诏”的决断，为站在第一线的张之洞、刘坤一打了气，壮了胆，促成了“东南互保”的最后议定。

　　2、当时的南方督抚中，广西巡抚黄槐森是反对“东南互保”的，并拟上奏弹劾刘、张，刘、张“计无所出，问于鸿章”，李鸿章运用权术通过广东巡抚构陷于黄，保护了刘张与“东南互保”之局(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时人有以当时李鸿章对刘、张说的话：“吾思之熟矣，即被遣一身任之，不相及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作为李是这个三角联盟核心的依据。其实不然，李当时在“东南互保”条款上并未列衔，非主要当事人，他的话主要是劝慰之意，表示要与刘、张共进退。

　　3、以李鸿章所处的两广地盘而言，并非东南互保的核心区域。

　　总之，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是积极参与和响应，并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壮胆、打气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仅此而已。这也就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李鸿章在几经周折后，终于还是辗转北上，主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历史人物的动机，常常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而来。由义和团运动而发生的社会大动荡，给各种*力量的涌起提供了机遇和午台，欲取欲求，何去何从，每个历史人物都面临着自己的选择，对李鸿章来说，一方面希冀着追求昔日的权势与荣耀，一方面又必须迎合和接受着屈辱的现实与屈辱的外交，而把自己置千万劫不复的耻辱台上。这恐怕就是这类人物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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