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三十九日已刻到，文头注明“千万秘密”）：“……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官所自出者”。另一条见诸于英国蓝皮书“李鸿章收到了荣禄六月二十一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李鸿章同长江各总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府。”(《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59页。)盛是“东南互保”的积极鼓动者，也是李鸿章这一时期的主要眼线，而荣禄与李鸿章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参见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有关荣、李关系的论述，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46－565页。)。（鸿章自甲午战争后失势，能得两广总督之职全赖荣禄推荐之力(参见《拳变余闻》，载《清季野史》，第59页。)。）此二人传递来的消息的可靠性，对李鸿章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因而，李氏敢于直斥二十五日宣战上谕是“矫诏”、“乱命”，这也是对京城荣禄一派主和势力的呼应。
3、在“宣战诏书”下达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在《急寄军机处译署》的电文中，已初步阐明他北行的方略：“经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仰恳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36页。)。其中的“众议”显然是东南督抚的共同意见，其要意在于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来取得对列强的妥协。然而“宣战诏书”的颁布，却大违督抚们的意愿，迫使坚持绥靖政策的洋务派地方大员与执掌朝政的顽固派之间，在政策上发生公开的分裂。李鸿章的表态，代表了不愿进一步触怒列强的那一派，实际上也是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洋务派官僚、地方实力大员、绅商买办——的利益。
二 昙花一现的“两广独立”计划
在断然拒绝“宣战诏书”之前，李鸿章还卷入了一件更为出格的事情，即参与“两广独立”的筹议。此事的经过，友人董丛林君在《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一文已详述，读者可参阅。董君文章说明了以下几点：1、这次谈判事属秘密，故双方当事人都不愿过多披露其中细节。2、因缺乏第一手材料，只能获知谈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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