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说，孙中山对李鸿章在“两广独立”问题上，一直怀着戒备与希望相交织的心理，那么，他也始终未肯放弃作最后的努力。孙李二人发生关系可以上溯至1894年(参见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辩》，《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应该说，在晚清的疆吏重臣中，中山先生对李鸿章确是抱有一线希冀的，采取的合作态度是颇为主动的。从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来看，当何启提出“两广独立”的初步方案，并经陈少白电告孙中山时，孙“得电大喜，立复陈少白赞成。”(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89页。)否则，他不会随即乘船离开横滨来香港。当孙中山因戒备心理而突然离港，到西贡后他又即刻致电刘学询问谈判情况，并在《致平山周等函》中，把当时的情况（即策划惠州起义和联合李鸿章两广独立）称为“分头办事之时”，提出“一个月之后便可通盘计算，以观成就之多少，而定行事之方针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可见其仍把策划两广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当李鸿章已决定奉诏北上，乘船途经香港时，革命党人陈少白又登上李所乘之“安平”轮，面见刘学询、曾广铨，试图再行劝阻。(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66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一行也于八月初四日跟踪到达，并会晤了刘学询(《孙中山年谱》，第49页，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9页脚注。)。据黎澍先生所引日人内田良平的《自传》说，他当时曾有计划暗杀李鸿章，为孙中山割据两广创造条件。孙中山坚决加以制止，显然认为李宣布独立作用更大。(参见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辩》，《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在此后，孙中山托平山周转交刘学询的信中也说得很清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颇有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即使如此，在孙中山设计的独立后由孙（中山）、刘（学询）、杨（衢云）、李（纪堂）、盛（宣怀）五人组成的内阁中，李鸿章系统的要员仍占两人（刘学询、盛宣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因此，从革命党人这方面来说，运动李鸿章搞两广独立的计划恐怕一直要追踪李到上海后才告结束。这一段过程，是董君文章中缺少交待的。

　　3、李鸿章之敢于涉足“两广独立”，除了（1）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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