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教授认为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思潮有十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青年人对越南战争的普遍批评和抗议，对民众运动同情和支持，由此也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颇多转向民众。出现了象周锡瑞《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1976年出版）等一批专注于民众运动研究的专著。所以裴氏对农民问题研究绝非偶然。　

         裴宜理教授是用环境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暴动起因的。诚如她对华北农村研究的结果所认为的，地方环境和社会特点对于乡村不安定传统范式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和社会结构的交流形成了人类的特殊生态环境（注：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P.249。）。长时间的延续性的反抗斗争，是一种资源竞争的合理性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不过裴在肯定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把它们绝对化。她认为环境生态研究的优势，在于能解释相当地区的某种持久传统。在特殊暴动的研究上，环境生态研究有预言价值。但这种方法对个人暴动的解释还缺乏说服力。而且，“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替代普遍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细节的探讨”，“它只是一种增补”，“是对农民暴动和农民革命的一种新的理解”。　

         然而，仅仅从上述因素去判断裴宜理教授此项成果的意义还不够。事实上，裴氏的这项成果也是当时“农民学”兴起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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