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在乾隆帝一味“严惩”的政策下，非但未能如愿迅速剿灭“教匪”，反而越剿越多，愈扑愈旺。嘉庆四年，嘉庆帝掌握实权后，实行“坚壁清野”和“剿抚兼施”的策略，严惩镇压不力的将吏，同时大力调整治理教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于是年正月四日，颁布上谕认为白莲教起义历经数年而不能镇压，以致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究其根源是“总有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1]，进而提出了的“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的权宜之计，最大限度地暂时容忍教门的存在。然而这一指导思想却带来了恰好相反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利于从军事上瓦解起义军，使得清廷最终于嘉庆九年扑灭了这次大起义；另一方面却放松了对教门的打击力度，以至林清等人在京畿一带发展组织，甚至把四品都司曹纶拉入教内并准备参与起义，更有甚者竟然还在皇帝眼皮底下——在宫中太监中发展组织。在此之前，受朝廷治理教门大环境的影响，地方上查禁教门也有所放松，使教门拥有了相当大的势力。这样，事隔不到十年相继出现了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大闹紫禁城和以李文成等为首的直鲁豫三省联合大起义，史学界习惯上统称为天理教起义。清廷旋即抽调陕甘总督那彦成统领直鲁豫三省军务，不到十个月便镇压了此次起义。这一事件使嘉庆帝甚为恼火，百思不得秘密教门屡次造反之缘由，只好本能地加大了惩治力度，这一趋势为以后各代所延续，直至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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