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假装小商贩分两路攻打了紫禁城，宫内守卫仓促应战，王公贵族们更是乱作一团，双方拼杀极为激烈。《啸亭杂录》记载此事颇为详细，“其由西华门入者，时仓卒门不及合，遂全队入，杨进忠与其徒高广福引之。尚衣监为制上服处，杨尝乞其补缀而不与值，司衣者拒之。杨以是隙，遂引贼入，全行屠害，存者无几，有老妇数人藏于荆棘中获免。遂入文颖馆，杀供事数人。”[28]嘉庆帝得知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后惊恐万状，“垂泪览之，……笔不能宣”，[29]立即启程回京，君臣相见，亦是如丧考妣，呜咽失声。这次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事件中，仅前两天就有七十二名教徒被擒被杀，而清廷总计也有不下数百人伤亡[30]，惨烈之状可见一斑。而此时林清尚不知，原本约定好同时行动的直鲁豫大起义，已经在河南滑县等地提前爆发。当时滑县天理教徒在准备过程中，因事机不密，为滑县老岸巡检司刘斌侦知，知县强克捷立即逮捕了李文成等，九月初七日晨，冯克善、于克敬等带领徒众约三千人攻破了滑县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教内首领，建立了临时性军事政权。随后直隶的长垣县和山东的曹县、定陶以及金乡都纷纷响应。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教徒不顾身家性命造反呢？这里，有必要把视角投放到嘉庆十八年以前的社会大环境中去探寻。
正如嘉庆帝在《罪己诏》中所言：“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31]后来嘉庆提到此事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总由贫穷而起”[32]。但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其一是自乾隆后期起，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危机凸现。“田多者，或一家而占数甲（里甲）”[33]，直隶怀柔县一郝姓大地主占地竟高达数万顷，终年辛劳的农民却依然“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34]土地兼并的加速，致使许多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沦为流民无产者[35]。其二是官僚集团日趋腐朽，吏治极端败坏。从乾隆中期开始，贪污成风，较为著名的有国泰案、王亶望案以及嘉庆朝的和珅案和直隶司书王丽南案[36]等。尽管嘉庆帝经常颁发“蠲免诏书”，也只能是“徒饱不肖官吏囊橐，灾民未均沾实惠”[37]。其三是人口的日渐膨胀和自然灾害不断，也使得生存变得极为艰难。据相关数据统计，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43，411，559人，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增长到336，451，672人[38]。在短短不到七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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