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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官员为例，时有“毕制府（沅）任总督时，满洲福公（宁）为巡抚，陈望之（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毕性迂缓，不以公事为务；福天资阴刻，广纳苞苴；陈者摘任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橐然后免。时人谣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又言：‘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橐，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变”[45]，当时吏治状况可见一斑。乾隆后期在处理秘密教门问题时始终抱着“教即是匪”的思想，对所有教门，不分具体情况一律从严惩办，很多普通的教门案件都是以“谋逆”重律加以处置。在上述吏治状况下，某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升迁，乱捕滥杀，甚至借打击教门趁机勒索，比如嘉庆元年湖北襄阳县令擅自给“匪棍”李奎、刘相等顶戴令旗，命他们沿乡查拿“邪教”，实则“藉此勒索，贿赂即为良民，无钱财即为教匪，混行擅杀，抄掳家财，作践妇女”，[46]终于导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为此，清廷调动了十六省的满汉官员和大量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的高级文武官员，前往镇压，“费帑不下千万，调兵不下十余万。”[47]然而起义之火却愈演愈烈，嘉庆帝亲政后，为尽快稳定政局，加快扑灭起义进程，及时做出重大政策调整，提出“只问匪不匪，不问教不教”思想，认为白莲教“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又言：“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白莲教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48]后来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断然指出了这一转变的实质：“时川楚教匪猖獗，仁宗姑从宽典，特颁此谕以解散胁从，俾民自新”，“非真以白莲教可不问也。”可见，在嘉庆帝的潜意识里对教门采取了无奈的暂且容忍态度。这一思想的主旨是通过“教匪分治”来分化起义队伍，将一般信徒与参加起义的教徒分别看待，严惩教首，宽赦协从，以缩小打击面，有利于对起义军的瓦解与镇压。虽然说它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权宜之计，但毕竟改变了乾隆帝一味从严打击的恐怖局面。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一政策也的确加速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事进程，因而事后为清廷所承袭。与此相应，乾隆时期所奉行的“严禁查拿”、“教匪不分”的各种措施逐渐为整个官僚集团忽略。但这一新的治理政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当时整体吏风，江河日下，很多官僚专心于趋附皇权和个人利益，“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49]的*迷信阴影弥漫了朝廷上下乃至整个国家，在嘉庆帝调整教门政策的谕旨“宣示中外”后，使得从朝廷到地方都相对放松了对教门活动的查拿取缔，导致了各地教门又纷纷活跃起来，最终酿成直捣京城的“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天理教起义。本已容忍的嘉庆帝再也忍无可忍，既痛又恨，“省躬多罪戾，异变事非常；恶逆犯宫阙，冥顽干宪章。群凶扰齐、豫，隐匿伏萧墙，德薄致灾重，椎心吁上苍。”[50]开始了最本能的反应：倾全国之精英，全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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