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彦成（1764—1833年），字韶九，号绎堂，满洲正白旗人，姓章佳氏，出身于满族世家，祖父阿桂是乾隆后期最为倚重之臣之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那彦成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己酉科进士，之后便跨入仕途，历任乾、嘉、道三朝，内而叠任军机大臣、都统、理藩院尚书等要职，外而三督陕甘，两督直隶，一督两广，并三为钦差，两署巡抚。在后来人的评价中他被称为“性好学，工诗善书，遇事有执持，不畏权要”[2]，同时又被嘉庆帝称为“柱石之臣”[3]。天理教起义爆发后，时任河南总督的温承惠因监察失职和镇压不力而受到训斥，嘉庆帝遂把那彦成从陕甘总督位置上调任直隶总督，并命其立即统领直鲁豫三省军务，直赴河南镇压滑县李文成等起义。那彦成在解决天理教起义问题上面临艰难的选择：一方面，十年来“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的政策导致教徒大量发展，不仅在京畿、直鲁豫三省拥有大量教徒，甚至深入到皇宫之中和皇帝的身边这样一种局面，不可能用军事手段速战速决，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的教训可谓“殷鉴不远”，另一方面又面临嘉庆帝急于解决天理教起义的巨大压力。在此两难的情况下，他充分发挥作为督抚一级官员的才能，既顶住嘉庆帝速战速决命令的压力，又避免了重蹈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的覆辙。他到任后审时度势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调遣兵力、整饬军纪、分化起事者等等，历时十个月镇压了此次起义。剿灭起义队伍后，为了防范和打击秘密教门的产生和进一步滋长，那彦成又马不停蹄地对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制，如强化奖惩官员、稽查保甲和敦力教化，同时对教首和教徒也提出一系列新的惩治措施。遗憾的是，或许因为秘密社会史整体研究力量的薄弱，关于那彦成在治理教门上的研究成果寥若星辰。
史学界对秘密教门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尤其近二十年多来的论著颇为喜人。既有爬梳具体教门的源流演变、教义教规、组*员以及传承方式[4]，又有综合的考证、分析[5]。同时，也涌现出不少关于研究理论和探讨方法的佳作。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6]：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7]，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8]，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9]，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10]，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11]，谭松林等主编《中国秘密社会》（1—7册）[12]，李尚英《源同流分——民间宗教与结社》[13]，以及海外的诸如戴玄之《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1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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