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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而且还对治理教门政策特点作了宏观上的归纳，并作出了辩证的评价[17]。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研究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当推郑永华博士的《清代秘密教门治理》[18]，作者运用大量官书档案，吸纳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历代政府对秘密教门的治理做了细密的爬梳。不但厘清了上从元代下至清嘉道年间教门治理的脉络，而且对整个治理的特点也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归纳。他从宏观上指出清廷主要通过保甲、教化以及对失察“邪教”官员的惩罚来实现对教门的治理，同时对清代的治理效能作出了自己的评估，认为“总起来说，康熙朝失之宽纵，乾隆朝失之严峻，相对而言，雍正一朝较有成效”。[19]因此，有学者评价该文“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看待清代教门问题，从秘密教门流传、造反和统治阶级治理、打击的互动关系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20]此后，赫治清先生《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一文也对清代教门治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文首先概括了清代“邪教”的显著特征，接着详述清廷治理教门的具体对策，主要有严密法网、查缴“邪经”、宣传教育以及强化保甲等，研究范式依然侧重政策理论层面，没有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分析[21]。这些论著的问世，对深入研究清代秘密教门治理无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然而问题在于：进入19世纪后，对秘密教门的蓬勃发展，正如上述学者所述，清廷的确已有非常完备的控制体系[22]，为何依然屡禁不止，至今史学界没有较为满意的解释。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少史学研究者把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等同于皇帝的利益，也就是说完全按照皇帝旨意查拿秘密教门，实际上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掩盖了诸多矛盾（如朝廷与地方督抚利益上的错位等），陷入一种脱离实际、学究式研究的窠臼，当然对教门的失控和不断滋长等重大问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最后的归宿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就是泛泛归结为封建制度极端腐朽。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皇权——民众两者看作对应的实体，显然它们中间有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实际上也就是上至督抚下到州县的各级官吏，笔者把其概括称之为官僚集团，这样也就形成了秘密教门治理中的三层构式：皇权—官僚集团—民众。其实，研究有清一代历史的学者，都会深刻感受到清代督抚大员的重大权责[23]，甚至在清中期以后出现“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24]的局面。因此，如果试图深入研究清代教门治理策略，那么细化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则是必经之途。本文正是以此为主旨，选取督抚级官员那彦成为切入点和探讨中心，以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起义为个案主要探讨：直鲁豫三军统领那彦成是如何扑灭教门起事以及采取哪些特殊的善后料理，进而以督抚为代表论证整个官僚集团在治理教门上的特殊利益和非常地位，同时试图透过这一过程，为弄清清代教门不断滋长以及重新审视清廷治理教门政策效能等问题提供新的角度，以便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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