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选题而言，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着力于对天理教本身的研究和爬梳考证，诸如该教的成立时间、演化过程、教义教规、组*员以及主要活动等。另一类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 “左”倾路线的影响，把天理教起义和历代农民大起义一样，当作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部分，对其历史意义大加歌颂，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很多研究者对清廷的治理策略不加分析地完全否定，而且多局限于探讨起义一方失败的原因。其实，战争是作战双方的事，仅仅从作战一方进行研究，显然不可能全面。对于清朝统治阶级，既要看到其压迫人民的反动性，也要看到秘密教门的消极影响，如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宣扬迷信和愚昧，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因此，对于其治理不应一味谴责。在此前提下进行研究，才不至于重蹈旧史学否定农民起义的覆辙，也可避免“左”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基点正是试图既不站在清朝立场上研究问题，也不站在天理教方面，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尽管间或有些研究涉及到嘉庆朝的秘密教门治理，但是像以直隶总督那彦成这一中介为探讨中心，全面揭示清廷如何具体完成对教门治理的整个过程尚不多见。更重要的，采用“小切口，大视角”的研究方法，汲取西方心理史学的合理成分来研究清代秘密教门更是很少有人问津。长期以来，史料的相对缺乏是制约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最为主要的瓶颈，当然，这是与其“秘密”特点以及教首教徒文化水平较低分不开，然而在笔者看来，现在最大的困扰而是研究方法的落后和单调。在多种学科交叉研究日趋兴起的今天，单纯地爬梳史料或者空泛地高呼教门造反的历史意义已经不能适应史学发展的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借鉴其它学科诸如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尤显必要。

     从社会控制角度入手，对教门治理进行研究尚属秘密社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只有少数著作论及。较早的研究成果有秦宝琦、谭松林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该著详细论述了历代中央和地方政权对待秘密教门的政策及其得失，侧重于治理教门律例的变化沿革[16]，限于篇幅对其它诸多措施并未提及。之后不久，秦宝琦在其专著《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里专辟一章，不仅详述了清初顺治到嘉道年间的治理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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