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洪水和干旱的反复肆虐导致了淮北的困难和不安全生存环境。好斗的生存策略也由此而生成。好斗有两种：一种是掠夺策略，即掠夺他人财富，如小偷、盗贼的出现并结成集团；一种是自卫策略，即在面临掠夺威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冲击。于是就有人们重视庄稼的看守、讲究个人的警惕性，以及村自卫队等社会组织的加强等。
这两者都属于理性的方式，是人们为了生计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裴宜理教授认为村民采用这样的策略，尽可能地多得，尽可能地少失。转机当然也非常有限。至于谁采取什么策略，主要根据生存环境的资源而定。实行攻击策略的，主要是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们，以高度冒风险的行为争取获得。攻击者从他们的稍富裕的邻居那里获得生计。比较而言，保护者着眼于对自己剩余资源的保护。
关于农民暴动的组织形式及其特点，裴认为，首先，农民作为个人不适应集体的策略，他们主要是家庭、宗族、村庄的成员。但为了事变的进展，大多数的团体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他们的习惯是重首领、重历史、重团体的内聚力。也不是所有穷人都是掠夺性的强盗，就象所有的地主不是自卫性的军事首领一样。虽然掠夺和自卫两方面都集中注意力于基本资源的竞争。
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淮北的两次农民运动进行了剖析。她认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捻军和发生在民国早期的红枪会，是这个地区两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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