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我对于西方中心观的不满，在我有关王韬的研究中已经有所预示，到了70年代末，我开始全面批判这种研究观点对战后美国学术的影响。结果是我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开首三章就分别探讨了三种观念架构所表现的西方中心观的偏见，即"冲击--回应"的研究取向、现代化（或"传统--现代"的研究取向），还有帝国主义（或更贴切的说法是"帝国主义--革命"）的研究取向。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对美国学界提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有清楚定义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色的集合--我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red）。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约在1970年左右出现，我认为，它为了纠正西方中心的偏见，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已译成中文并多次再版，我就不打算详述其内容了。不过，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近几年来因为最新的学术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即"中国中心观"潜在的局限。
"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采取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对于把非中国的理论启发和方法策略应用到中国现实的做法，也不会排斥，甚至会十分支持--只要这些理论和方法让人警觉到狭隘的（往往也是西方中心的）偏见的危险。 今天，我不会改变这种说法的任何部分。我认为，有无数的中国历史课题还是适合和应该采取"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不过有些课题则不一定直接适用。近来有好几个研究范畴，尽管毫无疑问与中国历史有关，但更适合依循其他途径探讨。一方面，由于这些研究范畴所引出问题（例如要回应世界历史的课题）本质上须要作出一般性的比较：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问题把中国置于东亚或亚洲地区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或由于在处理中国历史的课题时，这些课题其实在原则上关系到超越于中国历史的问题，又或者是由于这些问题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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