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是中国境内的非汉人群体的行为和思想（包括自我观感），又或者是这些问题主要的兴趣在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课题--无疑还有很多--都质疑"中国历史"的界限何在，甚至在某些例子中，"中国"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疑问的对象。无可避免地，这些新问题的提出，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历史学家）来说，近年来最有趣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比较历史著作莫过于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和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两部著作尝试处理西方在过去两三个世纪崛起这个棘手的课题，不过，王国斌和彭幕兰有明显的差别：彭幕兰对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而王国斌则花更多篇幅探讨国家形成和民众抗争等课题。此外，正如作者本人说明的，彭幕兰更强调的是"全球的整合和相互的影响，并更多的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地方也纳入讨论"，而王国斌在更关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不过，两位学者的共通之处远比他们的分别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过去西方人随便拿欧洲和其他地方比较，实际上提出了一套错误的问题，他们被十九世纪欧洲中心的社会理论所约束，假设欧洲变迁的轨迹是常态，如果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地方诸如中国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王国斌和彭幕兰都企图正面地与这种研究方法抗衡，坚持双向和相互的比较方法是必需的。两位学者都摆脱了欧洲中心的前设，在他们考察十八世纪后半期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情况时（彭幕兰对于欧洲、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研究，都是分析了当地的一部分情况），二人有许多可资并列之处。王说："十八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的共同之处多于其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的共同之处。"彭幕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更细致地描述地方上的差异。考察了十八世纪中期的历史，彭幕兰认为： 旧世界散布着好几个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荷兰和古吉拉特--彼此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这些地区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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