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中，我花了很大力气意图进入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和其他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中国人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的可以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在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我这样的处理，提出了另一个研究取向，这是一个更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由始至终都清楚表明的是，我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一系列与历史写作有关的不同课题，"于这宗浩大的工程而言，义和团只扮演一个陪衬的角色"。这种做法有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程序。在这类研究中（不但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他亦然），作者在结论部分把他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参考框架来定位，以便加强其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样的做法并不少见。在《历史三调》中，我一开始便提出较大的问题。尽管我把义和团视为一个扩大了的个案研究，我在结论部分也说明，义和团和我有兴趣探讨的大课题，并没有必然的或独一无二的关系。许多其他世界史的插曲，也可以用来达到同样目的。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主要讲中国历史，而是从更宽阔的角度探讨历史写作的一般性问题，而这个目的并不与"中国中心观"有关。
让我在最后一点上加以发挥，因为这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对于西方过于夸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别的立场，我愈来愈感到怀疑，这种立场往往（虽然并非一成不变）根源于西方中心的观点。不论研究什么课题，我都会认真对待文化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否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别。不过，我同时也相信，那些过份强调双方的文化差别的历史研究方法，很容易产生不幸的扭曲。其中一种扭曲的形式是"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sentialization）--把某个文化极端的化约为某些价值观或特色，并相信其他文化不可能经验同样的价值观或特色。近日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便有力的指出，长期以来把东方视为专制和把西方视为开放与容忍的典型，使我们难以想象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有可能具备容忍和自由的传统，而西方的过去也有可能存在着明显的专制主义。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面对这些习以为常的做法是更重视思想内涵，而不要过份强调文化和地域。他说："把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Ashoka）归为一类；把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柯迭耶（Kautilya）归为另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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