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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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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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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份强调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直至数十年前，美国的历史学界一般都是如此--会使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中国变革的能力，并鼓吹把中国的过去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我最初提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时，就发现这种研究取向中的其中一个较重要的附带成分是，在建构有关中国近代（我主要指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问题时，着眼点渐渐重文化转移到历史。在50和60年代期间，当"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范式在美国学界如日中天时，大量的历史解释都集中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当然，还有中国的社会文化如何与西方（或日本）不同。有关中国与西方冲突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与拙作《中国与基督教》--虽然给*、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留下了不少篇幅，但还是倾向将文化差异和误解（主要是有关态度和价值观的）视为冲突的根本源头。同样地，有关中国在晚清推行工业化失败的经典性研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把中国无法回应西方的挑战的情况与日本比较（费正清，赖萧尔【Edwin O.Reischauer】），克雷格【Albert M.Craig】，认为中国这儒家之国的现代化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见解（芮玛丽【Mary C.Wright】），以及中国社会无法自行发展出一个"有科学气质的社会"的主张（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这类极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的著作都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质。这种特别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现象，是当时流行的学术范式的一个自然的副产品。当时的学术范式以社会文化差异为中心，从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角度，比较中国与西方，并解释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中心研究取向之所以从一个历史而非文化的角度去建构中国的过去，是因为它比较的并不是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中国与西方），而是同一个文化前后的差异。前一种比较，更着重文化的稳定的、持续的特质--文化的"内在本质"--提倡把过去视为静止不动；后一种比较，强调同一个文化在不同时间的差异，表现了对过去一种更有弹性、更着重变迁的看法，文化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因素退居幕后，而历史--或对历史过程高度的敏感--则被推到前台去了。 当历史学家尝试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群时，过份强调文化差异，不但使我们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教我们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忽略了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彼此互相呼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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