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时指出，与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相反的是，袁世凯对商人和农民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在如何发展直隶经济问题上，袁世凯比李鸿章更倾向于官僚资本主义，商人的利益常常遭到忽视或损害。除少数商人创办的企业外，直隶的近代企业基本上被周学熙、李士伟和孙多森这样一些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同时，袁世凯也反对天津商会的地位和权力过于扩大。在改革过程中，直隶农民的利益更是被损害。袁世凯的改革不但使直隶的男性农民承担北洋新军的强制性征兵，承受所谓的“近代”式纪律约束的梦魇，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的额外赋税和地租，以支付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改革的大部分费用。且农民稍有反抗，即遭残暴镇压。总之，商人和农民受到各种新旧方式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为新的改革活动付出代价，却很少从中得益。袁世凯代表的是精英分子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与地方督抚和国家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主的利益。　根据对袁世凯晚清*权力的研究，麦金农认为晚清北方地区*权力结构的模式与裴士丹在《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北方并没有出现像南方那样与政府正式权力相抗衡的地方士绅精英势力，其*权力结构的模式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权力同时扩大并交错重叠。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不一样，三大权力中心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其原因在于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共同敌人西方列强不断增强的压力。（注：按：这一解释并不能说明南、北方士绅在与政府权力合作中表现出来的区别，事实上南方同样也面临着类似麦金农所说的外部的压力。）如果说三种*权力的扩大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话，那就是被政府和地方精英严密控制的农民。

    在研究晚清*权力的变化时，麦金农还十分重视列强的影响，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10年里，列强对北京和地方政府决策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不仅对新政改革施加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强的支持还成为一些重要地方督抚维护其*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中麦金农除了探讨袁世凯*权力与中央政府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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