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则通过对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的*权力和所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具体考察，直接揭示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在研究晚清袁世凯*权力的来源和所达到的范围之后，麦金农认为，袁世凯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性质，他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国，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袁世凯*权力的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新军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他的私人和地方部队，是军阀的前身。袁世凯控制新军完全是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力，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依赖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北方筹建新军。此外，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设计，以近代日本军队为模式。衡量新军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的是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而不重视个人和地域的联系。再者，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北洋新军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分3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像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官员；二是像姜题桂、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淮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世凯的联系很少。所有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世凯在北京的影响力。同样，袁世凯在直隶地方权力的扩大，主要也是巧妙地运用他在北京的影响力，例如直隶的许多县官由他挑选，然后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加以任命，这就使得那些县官易受其控制。总之，无论是筹办北洋新军，还是直隶改革，北京都是袁世凯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该书的第五章，麦金农通过对直隶农村县一级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了县一级社会*力量的变动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作者看来，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改革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的县，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很少同时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实行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但从加强国家权力对县一级的控制来说，他在直隶县一级实行的改革是成功的。他指出，在改革过程中，袁世凯不但提高了县官的管理能力，从而扩大了他在省内的权力，而且还争取到地方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与县官们一道主动接纳精英分子在地方上的领导权和他们的一些事业活动，并使之合法化，如在近代化的名义下，解散或取缔像联庄会、保甲和团练这样一些非正规的警察和军事组织，以近代的警察和北洋新军取而代之，而那些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地方精英分子们既满意这一改革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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