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以及新的教育体系的建成等方面，对1895年特别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以后晚清中国军事的发展及其存在的不足做了扼要的论述。对晚清军事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作者做了比鲍威尔更为积极的评价，认为新军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比起以往的旧式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在19世纪零打碎敲的军事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整顿军备之间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同时，作者指出以下一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晚清军事力量的发展：(1)1909年以后北京领导集团的软弱无力影响了军事改革的进程，并挫伤了士气；(2)地方主义从内部损坏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妨碍了中央的统一指挥，从而妨碍了北京组建一支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的计划；(3)财政制度的混乱制约了各项军事改革计划的实施；(4)缺乏建立近代陆军所必需的工业基础，既无法生产大批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也无力建立调动军队所需要的交通运输网。再者，与鲍威尔突出袁世凯、张之洞、慈禧3人在晚清军事改革中的作用不同，冯兆基更强调清末的军事改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在书中一再指出，1900年以后的振军运动并不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统辖下的若干省份，而是全国规模的，由策划维新运动的地方大员发起，遵照清政府制定的方略和规章开展起来的，并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作者在第四章对社会各阶层对清末军事改革的反响做了具体分析。对于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下的军事改革，作者一方面与卡梅伦和鲍威尔持相近看法，认为这一时期由于摄政王的领导能力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加剧，妨碍了军事改革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摄政王所实行的各项军事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所做努力的继续，特别致力于统一全国各地的陆军，力图从军事上、财政上控制各省。冯兆基的这一观点，显然更合乎实际。
除上述这些不同特点之外，《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在学术上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上的独到探讨。关于辛亥革命，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学术界最初强调同盟会以及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后来又对著名的改革精英、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员以及绅商等非革命党人的作用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最近则将研究兴趣转向晚清行政管理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上，认为是清末离心离德的改革导致了革命。而冯兆基教授则通过考察新军动向，强调新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关键作用：直接作用是新军担任了武装斗争的主力；间接的作用是新军的武装起义对那些心怀异志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士绅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使他们把筹码押到革命党人一边。而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对于新军为什么背弃清政府，作者也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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