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单单强调革命党人的策反活动并不足以解释新军普遍背弃清政府的现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新军对清政府失去忠诚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清实行募兵制，各省的新军都从本省征募，结果土生土长的士兵占了多数，这些士兵大多出身农民，通过家庭和社会组织，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跟当地贫苦民众和乡亲故友毫无区别，这就决定了新军土兵不可能被国家当做无限度的镇压工具来使用；清政府统治最后几年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由此所引发的民众骚动，极大影响了地方驻军；军队中存在的腐败、贪污、欠发薪饷、虐待士兵、编制紧缩、晋升机会减少等问题，也使得军官和士兵的怨愤情绪上升；军事改革中滋长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又对军队秩序起着破坏作用，当事实证明清政府既不能应付外来挑战，又无法处理好国内问题时，许多青年军官就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此外，普通士兵文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部队更容易受革命宣传的影响，被各地方报刊的时事评论打动。作者指出，军人普遍不满现状是晚清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革命党人不可能制造出军人的怨愤，他们只是利用了军人的不满情绪，把军心思变与社会革命有机联系起来。该书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雄辩地说明革命在军内发生并得到大多数新军部队的支持绝不是个别人物活动或某些孤立事件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对晚清军事改革的研究虽然在不少方面较诸《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深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新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的观点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在有些地方，作者似乎赞成鲍威尔的观点，指出编练新军虽然是由中央发起的，但新军“仍然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73页。）。在晚清军事改革中文武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上，该书也几乎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军人在晚清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但直到辛亥革命后传统文武关系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方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辛亥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队与国家官僚*的传统关系，结果军方占了优势，就象‘军阀割据’时期表明的情况一样”（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316页。）。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摧毁了传统的统治模式，新建的民国政府缺乏传统的权威，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地方当局，都无法依靠尚未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们无例外地依赖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至少也得同后者建立友好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权力的角逐中，军方比文官集团准备得更充分。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作者似乎又赞成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观点，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效忠袁世凯的半私人部队，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近代军阀的前身，认为“北洋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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